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举办“侨界法治讲座”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2005），针对东亚国家因经常项目顺差积存大量美元同时担心美元贬值的困局，曾建议东亚国家将其本币集体钉住美元，进而维持一种所谓的东亚美元本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政权发行货币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是社会主义货币制度在中国的最早实验（许树信，2008;上海市银行博物馆，2020）。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大国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 。

本文的讨论还发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超大规模经济与低值本位货币制度长期搭配，形成所谓的中国货币经济悖论。币制独立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它事关一国是否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是一国主权独立的构成要素。值得指出的是，明代纸币制度虽承继元制，但在币制统一方面却远胜元代，两百多年间只行用一种钞票，且面额以一贯为最高，直至明末。明代经过初期的经营与开拓，面前已然铺展大国崛起之路，这似乎预示着大明宝钞有成为大国货币的可能。可以说，人民币正式发行七十多年或者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真真切切地诠释了人民币的人民本位。

薛暮桥在解放战争后期为华北财经办事处起草的相关文件中的提醒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行货币制度存在着两大缺点：一个是不统一，一个是不稳定，这两者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不利，引起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仍然离不开国内储蓄的有力支撑，因此需要居民部门继续保持高储蓄偏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老百姓继续保持对人民币的信心，因为绝大部分居民储蓄是以人民币为货币载体的。一是，一些企业在高杠杆的情况下，无度捐赠，甚至一边大量向银行借款和发债，一边在世界各地进行名目繁多的捐赠。

随着三次分配的逐步发展，社会上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创办的企业。市场、金融，如同科技，不是万恶之源，是人类社会的天然伴生物，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要素，人类无从回避，恐怕也不能消灭。有效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产生养懒汉的副作用，同样需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实际上是在一次分配环节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把共同富裕的责任推给了社会。

对于需要鼓励的行为，则尽可能用引导性政策手段，借助市场机制达到目的。普惠金融更是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服务。

市场固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市场不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真空存在，与人类政治、文化、军事等根本就没有边界。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依然需要市场、金融和科技。现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也因此，市场、金融、科技，其本身无所谓善恶。

金融机构应该把服务对象公司治理这方面的内容作为投资与否的实质性要素纳入评价体系。普惠金融是要创新提供各类保险服务，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保险、旅行保险、职业病保险等，为各类弱势人群提供托底服务，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会因为人生中的一些意外导致返贫或滑落社会底层。促进更加活跃的市场发展，提供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就业岗位。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奇妙市场机制的根本推动力，也是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

一些企业千方百计侵犯消费者权益。现在绿色投资方面已经引起各方高度重视，可以预期各类标准很快会建立起来。

这不仅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且还给社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企业公益捐赠的数量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觉得，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尤其要关注服务对象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公司治理情况。但在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中，必须始终明确，普惠金融不是三次分配，不是慈善救济，依然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必须商业可持续。对于雇主的这种结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结合。一、二、三次分配，需要相互配合，相互配合的关键是善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金融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股权实质上就是永续债），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逐利行为。共同富裕，是政治选项，不是单纯的经济选项。

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尤其是在员工绩效考评方面，要兼顾效率、效益和公平，兼顾某项业务本身收益和机构整体长远发展目标的平衡。

他们的一切行为，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 因此，在市场达到均衡前，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失衡。普惠金融是要为广大弱势人群提供适当的可负担的金融服务，尤其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的银行账户和支付服务。

这方面，特别要关注的是对企业公益捐赠的约束。以上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叙述。

因此，金融机构在评价投资对象社会责任时，既要评价公司的社会责任担当情况，也要评价企业实控人的社会责任担当情况。同时，在前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很遗憾，市场、金融、科技却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共同富裕，无法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通过这些监管标准约束投融资行为，促使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保证一次分配的公平、公正与效率。

第一方面，金融服务向善。依法实行全面信息披露监管。

共同富裕，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家庭货币收入上的富裕，而是包括人民充分、公平享受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富裕，更是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的富裕。然而，正因为有市场、有金融，人类更需要探索共同富裕之路。

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引导，促使一次分配充分发挥市场效率的同时，实现相对的公平。但，由不均衡到均衡是一个过程，不是瞬间。

捐赠、扶贫是三次分配，应当鼓励。可是，谁要是因此认为雇主实际很少结合，那就未免昧于世故，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本性，是天然的，无所谓善恶。经济学家却总是归罪于看得见的手。

金融监管，不应该仅仅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而应该是对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全面监管。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业务优势，另一方面也要有效隔离履行社会责任与业务经营的风险。

第二方面，金融机构向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可能靠对存量财富的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

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并不是独立于一次分配之外的。第三方面，金融监管向善。